日子像車間裏那些永不疲倦的傳送帶，帶着一種冷酷的規律性，向前滾動。一天，又一天。
關友漸漸熟悉了這蜂巢般的節奏。清晨在刺耳的鈴聲中掙扎起身，麻木地洗漱，吞咽着千篇一律的早餐，然後匯入那穿着同樣藍色工裝、走向各個車間的人流。傍晚，再拖着仿佛被拆散重裝過的身體，隨着疲憊的人潮涌回宿舍。
他的工位，那個編號“B-17”的塑料凳，仿佛成了他在這龐大工業機器中的固定坐標。插件的工作早已不再陌生，手指形成了肌肉記憶，動作變得穩定而迅速。雖然依舊趕不上旁邊那個手指翻飛如同魔術的老員工，但至少，面前的電路板不再堆積如山，廢料盒裏也鮮少再出現他的“傑作”。王海組長停留在他身後的時間越來越短，目光裏的審視也淡了些，只剩下慣常的冰冷。
他像一顆被擰緊的螺絲，牢牢地嵌在了這條流水線上。
疼痛和疲憊並未消失，只是轉化了形式。它們不再是尖銳的、令人崩潰的襲擊，而是變成了一種彌漫性的、背景噪音般的常態，如同車間裏永恒的機器轟鳴，成了他身體和意識的一部分。他學會了在酸痛中保持動作的精準，在極度困倦中維持注意力的最低閾值。
宿舍裏的生活也形成了固定的模式。八個來自天南地北的男人擠在狹小的空間裏，卻像隔着無形的壁壘。除了必要的、關於水電、衛生值日或者代打卡的簡單交流，幾乎沒有什麼深入的談話。大家更像是共同寄居在一個臨時巢穴裏的生物，各自舔舐着白日的損耗，積蓄着次日繼續被消耗的能量。
關友的上鋪，是一個沉默的據點。他很少參與宿舍裏偶爾關於工資、女人或者老家瑣事的議論，也從不抱怨。下班後，他大多時候就是直接爬上床，面對着斑駁脫落的牆壁，一動不動，像一尊凝固的雕像。有時是累得睡着了，有時只是睜着眼，聽着下鋪工友公放的網絡神曲、激烈的遊戲音效或者鼾聲，眼神空洞。
他依舊穿着那雙縫補過的解放鞋，鞋面的蜈蚣針腳被磨損得更加模糊。工裝褲的膝蓋處磨得發白起毛。他吃得很少，食堂裏免費的飯菜，他總能吃得幹幹淨淨，連一點菜湯都不剩。那件破舊的棉襖，在天氣轉暖後被他仔細疊好，塞在了尿素袋子的最底層，像封存了一段不堪回首卻又無法割舍的記憶。
第一個月那四十五塊工資帶來的沖擊，漸漸被日復一日的勞作磨平。他不再去計算每小時、每分鍾折算下來自己價值幾何。那沒有意義。他只知道，下個月，他加了更多班，或許能拿到六七十塊。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費——其實也就是保證不餓死，剩下的，都能寄回去。
寄錢，成了他在這麻木生活中，唯一能清晰感知到自己存在意義的事情。
他會提前好幾天去小賣部老板娘那裏，把大面額的鈔票換成十元、五元的零錢。發薪日第二天，他總會早早去郵局，填好那張熟悉的匯款單，將大部分工資塞進信封。當他把匯款回執小心翼翼地對折，塞進貼身口袋裏時，胸口那塊地方，會獲得短暫的、虛脫般的平靜。
剩下的那點錢，他花得極其吝嗇。除了偶爾買最便宜的牙膏、肥皂，他幾乎沒有任何開銷。那個紅色塑料袋裏剩下的兩個蘋果，他放在床頭，看了好幾天，直到表皮開始發皺，才在一個特別疲憊的夜晚，拿出來，慢慢地吃掉。很甜，但那甜味裏，帶着一種說不清的酸澀。
他觀察着這座蜂巢裏的其他“工蜂”。有人像他一樣，沉默而隱忍，將所有的收入都寄回遠方那個被稱爲“家”的無底洞。有人則選擇及時行樂，發了工資就呼朋引伴，去外面的錄像廳、台球室或者大排檔，將血汗錢在幾天內揮霍一空，然後接下來的大半個月，只能靠着食堂的免費米飯和鹹菜度日，四處蹭煙，眼神裏充滿了月底的焦慮和下一次發薪日的渴望。
還有人，試圖在這沉悶的禁錮中尋找一點慰藉。他見過流水線上相隔不遠的男女工友，借着傳遞物料時指尖短暫的觸碰，或者食堂裏一個心照不宣的眼神。也見過深夜的宿舍樓下，陰影裏緊緊擁抱、竊竊私語的身影。那種短暫的、偷來的溫暖，像火柴劃亮時瞬間的光，很快又熄滅在龐大的、冰冷的現實裏。
關友對這一切，只是看着，像一個局外人。他的心，仿佛被一層厚厚的、冰冷的硬殼包裹着。那硬殼，是由失去父親的悲痛、送走母親的屈辱、奶奶病弱的牽掛，以及這流水線無休止的磨損，共同鍛造而成的。
他很少想起山裏的事。那些畫面，太過明亮，也太過疼痛，像不敢觸碰的傷口。只有在極偶爾的深夜，當他被同宿舍工友震天的鼾聲或夢話吵醒，望着窗外被工業煙霧遮蔽得黯淡無光的月亮時，才會恍惚一瞬。想起奶奶灶膛裏跳動的火光，想起細妹遞過來那塊硬邦邦的手帕，想起那條走了無數遍、浸透着晨露和暮靄的山路。
但僅僅是一瞬。隨即，車間裏塑料熔化的刺鼻氣味，機器規律的轟鳴，便會將他重新拉回現實。
他翻了個身，將臉更深地埋進帶着黴味和汗味的枕頭裏。
明天，鈴聲依舊會準時響起。流水線，依舊會永不停歇。
他是這巨大蜂巢裏，一只微不足道，但必須繼續采擷的工蜂。爲了那一點點能寄回去的蜜，爲了那個在遠方風雨飄搖的、小小的巢。
